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范愉:当代世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发展与启示(17)

 

其次,从具体的制度、程序入手,根据现实需要和条件,采取循序渐进、分门别类、逐步推进的方式,通过专门法、单行法规、法律修改等多种方式进行立法,建立专门性制度或程序。例如:(1)在部分民事诉讼案件中实行调解前置(非诉讼),并分类建立相应的调解程序;(2)建立区别于传统商事调解仲裁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机制,形成监管部门、行业协会和中立性程序的合理配置,以协商、调解、裁决相结合的方式处理金融消费者的投诉和争议;(3)建立专门的医疗法律体系和医疗纠纷解决机制,综合医疗体制、实体法、归责原则、鉴定制度、责任险以及解纷程序等进行整体性制度设计;(4)整合劳动争议处理机制,建立主管部门负责建立的专业劳动争议调解,实行调解前置或仲裁的调解化,将调解仲裁作为常规劳动争议处理的主渠道,仅保留一次司法复审程序;(5)建立事故责任认定、保险、赔偿标准计算、强制调解、司法救济一体化的交通事故处理机制。这类与民生和社会治理关系密切的制度还有很多,其中很多制度国外都早已形成成熟经验,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参考。

   最后,培养新型纠纷解决文化。近年来,世界各国和地区在发展ADR的同时,都在致力于从青少年教育、社会观念、舆论引导、法律职业教育及伦理、当事人行为等方面入手营造新型纠纷解决文化。相比之下,当前我国法律界(尤其是法学界和律师界)主流对于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理念和正当性仍持怀疑否定态度,对于协商调解等纠纷解决理念、技能更是知之甚浅,而诉讼至上、法律万能、国家中心等传统法律意识形态却根深蒂固,社会公众的观念和媒体舆论也尚未形成崇尚协商理性解决纠纷的主流文化,这种情况也影响了现实的纠纷解决行为和实践。因此,需要从教育普及和法律职业观念转变入手,加强培养新型纠纷解决文化,只有当社会主体真正形成了理性协商、自律、宽容、和谐、责任、诚信的纠纷解决文化,才能迎来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发展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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