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蒋惠岭:建立“一带一路”纠纷解决机制的七项指引(2)

 

二是国际化

   由于尚未建立统一、独立的“一带一路”纠纷解决机制,解决涉及“一带一路”国际商事纠纷或相关纠纷仍然还是依靠沿线各国各自原有的司法制度以及仲裁、调解、协商等方式解决相关纠纷,有时也会依托现有的已经成熟的国际解纷机制。这种做法有效地利用了各国的解纷资源,但因缺乏完整统一、共同接受的机制和规则,从而容易引发解纷标准不统一、具体措施相冲突、权利保护力度不均衡等问题,最终甚至会影响国际合作的效能。因此,未来建立的“一带一路”纠纷解决机制应当是一个更加国际化的机制,其机构、程序、标准、组成人员、工作地点等都应当体现沿线各国的参与度和话语权。不论这个机制依托于各国共同建立的国际组织,还是依托于某一个国家的司法机构,都应当比现有的普通纠纷解决机制更具可接受性、统一性和公信度。

三是开放化

   建立“一带一路”纠纷解决机制不仅仅是中国的事,甚至也不仅仅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事,而是所有国家的事,是全人类的事。习近平总书记倡导将“一带一路”建成开放之路,以开放为导向,解决经济增长和平衡问题;打造开放型合作平台,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共同创造有利于开放发展的环境,推动构建公正、合理、透明的国际经贸投资规则体系。中国欢迎各国结合自身国情,参与全球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携手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这些指导意见同样适用于建设“一带一路”纠纷解决机制。无论是“共建”还是“自建”,这套机制应当向各相关国家和地区开放,随时可以加入或者退出。在这一机制之内,各方主体应当共同负责、共同维护、共同发展,而不是封闭、排外和独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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