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蒋惠岭:建立“一带一路”纠纷解决机制的七项指引(3)

 

四是自治化

   这里所说的自治化,是指纠纷解决机制建立之后,或者对于各国已经存在且行之有效的解决机制,“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当事人在各个方面都有最大限度的自主决定权,可以协议选择本国法律或者第三国法律作为解决纠纷的准据法,或者根据国际条约、国际惯例将纠纷提交给相应的机构解决。习近平总书记说,“一带一路”建设不是另起炉灶、推倒重来,而是实现战略对接、优势互补。建立纠纷解决机制也是如此。建立任何纠纷解决机制都应当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尊重当事国的选择。实际上,在充分自治的前提下,反而更容易形成一套全新的机制。当然,各种纠纷解决机制应当依靠自己的公正性、公信力和优质的法律服务来吸引当事人,使当事人的自治性得到实质性的实现。

五是多元化

   近年来,中国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方面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司法诉讼、商事仲裁、商事调解、第三方调处、中立评估、赋强公证、协商谈判等,都已成为解决国内和国际商事纠纷的重要手段。在建立“一带一路”纠纷解决机制过程中,“多元化”同样应当成为一项基本指导原则。对于纠纷当事人来说,没有“最好的”纠纷解决机制,而只有“最适合的”纠纷解决机制。在中国,诉讼渠道借助其机构权威、人员专业、程序完备、经验丰富、裁判效力等优势,一直是解决国际商事纠纷的主要渠道。与此同时,我国的一些仲裁机构已经赢得了很高的国际声誉,也成为解决涉“一带一路”国际商事纠纷的一支重要力量;近年来迅速发展的商事调解培育了一批调解组织和优秀的调解员;一批经验丰富的退休法官加入到仲裁员、调解员的队伍中……这些都为建立多元化的“一带一路”纠纷解决机制提供了良好条件。美国、英国、新加坡和我国香港特区也有大致相似的发展轨迹,也都将成为纠纷解决机制中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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