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绿色“一带一路”对外投资贸易环境标准国际研讨会举行

        9月23日,由天津大学法学院、中国绿色发展研究院、天津大学法学院外国法与比较法研究中心、世界自然基金会、上海纽约大学、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联合举办的绿色“一带一路”对外投资贸易环境标准国际研讨会,在天津大学法学院举行。

  此次国际研讨会分为绿色“一带一路”和环境标准问题、中国对外投资贸易的环境标准问题、投资环境标准和法治保障措施、全球绿色治理四个专题论坛。

  专题论坛一“绿色一带一路和环境标准问题”上,孙佑海作了《中国企业如何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时应对东道国环境标准》的主题报告。他认为,绿色“一带一路”的环境法规制包括前提性规制、预防性规制和救济性规制三大方面。第一,绿色“一带一路”的前提性规制,首先应坚定守护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建设绿色“一带一路”,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人民一道,坚持共享原则,以“五通”为主要内容,全方位推进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建设;其次,应密切关注国际环境法对东道国环境法律以及环境标准的影响;与此同时,应高度重视国际环境“软法”的发展方向,关注其对各国环境法尤其是对环境标准的影响。第二,绿色“一带一路”的预防性规制,首先应立足于对我国“走出去”的企业进行依法管理,制定规则,提出要求。其次应对“走出去”的企业进行服务和监管,认真履行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的监管职责,扩大环境产品和服务进出口监管,加强进出口环境贸易管理,推动环境标志产品进入政府采购;最后,还要千方百计促进“走出去”的企业合规经营,使企业自身的行为符合环境标准,实现环境守法。第三,关于绿色“一带一路”的救济性规制,应通过改善我国司法制度,尽最大可能发挥我国司法机构在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司法保障作用,为我国企业做好司法服务。同时,更要与沿线国家的有关机构合作,筹建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克服现行司法制度的局限,实现公平和效率的高度契合,实现沿线国家的解纷机制的一体化,使现代救济规制真正造福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企业和人民。

  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中国区主任胡涛博士作了题为《绿色“一带一路”中国对外投资与贸易的环境标准:目标、原则与框架》的主题报告。他认为,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与环境标准息息相关。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目标是选择适当的环境标准作为实施绿色“一带一路”的必要措施。而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原则之一是合法性“+”原则。从环境经济学的角度,法应该是反映环境与经济的平衡区间的一个环境底线。而合法性“+”即是指更超前、更绿色、更道德的超越合法性底线的环境标准。 

  专题论坛二“中国对外贸易的环境标准问题”环节,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中心主任李丽认为,绿色“一带一路”的发展需要环境标准,环境标准可以推动绿色贸易。我们应朝着中国环境标准“走出去”与努力构建“一带一路”区域环境标准的方向,以遵守各国环境标准为基础,鼓励以市场为导向的环境标准和“一带一路”环境绩效的提高。

  环境保护部政策研究中心国际所所长李丽平对自贸协定中的“环境标准”进行了具体阐述。她认为,环境标准在“一带一路”倡议推进过程中,对我国对外投资贸易起到非常核心的作用,但在谈到环境标准时首先应当澄清环境标准是什么,我们的目的是什么等问题。应当明确,我们的目标是为了中国企业走出去,在对外贸易大幅度增长的过程中防控环境风险,避免对企业产生不利影响。

  专题论坛三“投资环境标准和保障措施”部分,南京大学商学院副教授、Hopkins-Nanking Center兼职教师、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IAS)驻院学者卜茂亮从国际商务学者的角度,探讨了环境标准与对外投资之间的关系问题。全球化对于环境保护而言是有利还是有害?污染避难所的存在产生了各国环境保护标准逐底竞争或向上竞争的争论。卜茂亮认为,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加强外国投资者的责任,并提升环境标准的合法性。

  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学院毛显强教授作了题为《推进中国的可持续对外投资实践》的报告。他指出,中国目前已经成为资本净输出国,“一带一路”国家是中国企业未来走出去的重点。与此同时,中国对外投资遇到了环境保护问题并且诱发了投资风险和困境。可持续投资的三大支出包括经济、社会、环境。从主体角度考虑,投资企业应在可持续投资中扮演主要角色,政府部门也应当引导企业做好相关环境保护工作,投资国政府可以帮助接受国政府提高管理水平,银行需要慎重审查、评估贷款项目的社会及其他风险。

  专题论坛四“全球绿色治理”上,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环境科学与管理布伦学院荣誉教授、可持续发展治理研究中心主任Oran Young对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思潮进行深入浅出的分析和思考,对全球自由贸易体制所追求的双赢目标能否实现提出质疑。同时,Oran Young认为现有国际自由贸易体制存在分配正义问题,应该对现有国际体制进行反思和重构。地区性贸易安排就是对全球贸易体制的挑战和质疑。此外,他认为以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为标志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可能进一步冲击现有国际自由贸易体制,带来难以监管的问题。因此,在全球化和反全球化思潮并存的时代,环境基准线的确定更具不确定性,需要通过程序正义和公众参与的方式解决。

  天津财经大学校长、教授李维安作了题为《全球绿色治理体系构建:绿色治理准则》的报告。他认为,绿色治理不仅是环境治理,而是多元性、外部性的治理。绿色治理准则的制定,需要构建全球绿色治理体系。面对企业、政府、社会组织、国际组织等主体“各方关注、各自为战”的绿色困境,应当在全球、国家和企业三个层面构建绿色治理体系。

(记者:张驰 通讯员:郭金石)

(来源:法制日报网络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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