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办公室

2017年《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国际投资争端仲裁规则》和《中国国际商事仲裁年度报告(2016)》新闻发布会(2017年9月19日)

    
    赵健:各位新闻媒体界的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参加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的新闻发布会,我是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院的副院长赵健,非常荣幸能主持今天的发布会。首先请允许我介绍参加今天新闻发布会的领导和专家: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王承杰同志;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助理、法学院院长、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案例研究院副院长、贸仲委《投资争端仲裁规则》课题组负责人单文华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博士生、 《中国国际商事仲裁年度报告》课题组负责人杜焕芳教授;北京安杰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 《中国国际商事仲裁年度报告》课题组主要成员董萧博士。出席今天新闻发布会的媒体有来自:新华社、经济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日报、法制日报,以及中新社等中央主要新闻单位,来自中国网、央广网、财经网等中央主要新闻网站,以及国内主流媒体,以及凤凰卫视、大公报等境外媒体的新闻界朋友。
    今天的议程有两项:第一项请新闻发布人王承杰同志发布两项报告,第二项请记者提问。
    下面请王承杰同志发布报告。
    王承杰:新闻界的各位朋友:欢迎出席今天的新闻发布会。我谨代表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对各位记者朋友给予贸仲委工作的关心和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今天的新闻发布会有两个议题,一是贸仲委制定的《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国际投资争端仲裁规则》,该规则已经中国贸促会批准,将自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二是《中国国际商事仲裁年度报告(2016)》也将于今天正式发布。
首先,我简要介绍贸仲委《投资争端仲裁规则》相关情况。
    一、制定《投资仲裁规则》的背景及意义
    国际投资仲裁是解决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投资争端的主要方式。在国际上,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CSID)是受理国际投资争端最主要的国际仲裁机构。目前,我国仲裁机构尚没有受理国际投资争端的实践,也没有一部国际投资仲裁规则。我国企业与东道国发生的投资争端大多诉请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或其他国际仲裁机构解决。
    当前,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吸引外资金额位居全球第三位,中国投资者与东道国政府之间的投资争端出现上涨趋势。中国作为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外国投资者与中国政府之间的投资争端也处于增多的势头。随着我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和“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对外经贸投资活动日趋频繁。与此同时,多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法制并不完善,法律风险较高,发生国际投资争端的可能性大,迫切需要专业化、国际化、便利化的投资争端仲裁服务,更好地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
    为了适应我国投资争端解决的需要,提升机构自身国际影响力,贸仲委主动承担起构建国际投资仲裁机制的重任,为中国投资者在境外投资、外国投资者在中国投资提供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服务。贸仲委制定《投资仲裁规则》是促进我国仲裁法制建设的积极举措,是适应我国对外投资发展的必然要求,符合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实际需要,有利于助力我国“一带一路”倡议行稳致远。
    二、制定《投资仲裁规则》的起草过程
    贸仲委高度重视并积极推进国际投资争端解决程序规则的制定工作,组织投资仲裁专家牵头成立课题组,开展深入系统的比较研究和分析论证,先后多次组织召开专家研讨会,并通过座谈、走访等方式就规则涉及的重大原则问题及主要内容分别征求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民法室、最高人民法院民四庭、国务院法制办协调司、商务部条法司等部门意见,得到了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贸仲委还专门征求了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秘书长的意见。在充分吸纳专家意见的基础上,经过慎重考虑,最终形成了《投资仲裁规则》(试行)。根据贸仲委章程规定,《投资仲裁规则》经贸仲委主任会议审议通过,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于2017年9月12日核准实施。
    三、制定《投资仲裁规则》的原则
    一是借鉴国际投资仲裁经验,融入中国特色,体现国际化和实用性。总结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CSID)、国际商会仲裁院(ICC)、瑞典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SCC)等国际投资的经验,认真研究美国、欧盟的投资条约内容,深入考察我国双边BIT缔约实践,在投资规则的程序设计、公开审理、仲裁员名册、仲裁地、仲裁庭管辖权、合并仲裁、第三方资助和仲裁程序的透明度等许多方面都充分吸收和借鉴了国际最先进的理念和实践做法,同时注重引入中国仲裁的丰富经验,如吸纳贸仲委“仲裁与调解相结合”解决争议的东方智慧,遵循我国仲裁制度设立仲裁员名册制度的传统做法,实行专业名册制度,使《投资仲裁规则》充满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时代特质,既体现国际化的特色,也符合我国投资仲裁的实际需要。
    二是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保障仲裁庭的独立裁判,保证仲裁裁决的公信力。《投资仲裁规则》赋予了当事人充分的意思自治。首先,表现在当事人应自愿达成将国际投资争端提交仲裁的仲裁协议,同时明确仲裁协议可以多种形式规定在合同、条约、国内立法或其他文件中。其次,赋予了当事人自愿选择仲裁员的权利,包括双方可以约定仲裁庭成员人数,享有选定仲裁员及共同选定首席仲裁员的权利,特别是针对双方无法形成首席仲裁员人选时,设计了促成双方合议选定首席仲裁员更具可操作性的制度安排。《投资仲裁规则》在适用法律、审理方式、程序设计等方面都充分体现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同时,从制度上保障仲裁庭不受行政机关、其他个人和组织的干涉,保证仲裁庭独立公正地作出裁决。
    三是贯彻灵活、高效、经济的仲裁理念,立足服务当事人,体现机构仲裁的特色优势。《投资仲裁规则》在整个程序设计上体现了仲裁的灵活性和高效性,如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灵活性,仲裁庭自行决定审理案件方式的灵活性等。同时,《投资仲裁规则》明确规定仲裁程序的期限,要求仲裁庭应高效快速推进程序,仲裁裁决在仲裁庭宣布审理终结后6个月内作出,机构应指定案件秘书协助仲裁庭进行程序管理等内容,体现了《投资仲裁规则》程序进行的高效性。当事人在享有便捷高效仲裁服务的同时,所需承担的仲裁费用相对低廉。与其他国际仲裁机构相比,仲裁收费整体较低,机构管理费用和仲裁员报酬分别规定了收费标准,收费标准合理、公开透明,既整体上降低了当事人的仲裁成本,同时也保证了仲裁员合理报酬,提高了仲裁员的积极性,体现了机构仲裁专业服务的优势。
    四、《投资仲裁规则》主要特点
    一是适用范围的特殊性与专业性。《投资仲裁规则》明确规定了解决基于合同、条约、法律法规或其他文件提起的,涉及投资者与国家或政府间组织等产生的国际投资争端。《投资仲裁规则》的适用应不妨碍所适用的强制性法律规范。
    二是仲裁员的名册制与高门槛。为确保仲裁员的高水准,规则设定了专门解决国际投资争端的《仲裁员名册》,要求仲裁员应道德高尚,在法律、投资等专业领域具备公认的能力,保证独立裁判。允许当事人可以共同约定在该名册之外选定仲裁员,但需符合上述资格条件,并得到仲裁委员会主任的确认。
    三是仲裁案件的公开审理。为回应公众对于仲裁程序私密性的质疑,不少投资条约都规定了仲裁案件的公开审理。《投资仲裁规则》对此作了充分考虑,规定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或仲裁庭另有决定,开庭审理应公开进行。此外,通过引入非争议方和非争议缔约方提交书面意见,允许对外公开仲裁资料,增强了仲裁程序的透明度,有利于《投资仲裁规则》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
    四是规定了第三方资助。在本规则中,“第三方资助”是指当事人以外的自然人或实体协议承担参与争议的一方当事人在仲裁程序中的全部或部分费用的情形。鉴于在第三方资助的情况下,第三方将不可避免地对仲裁结果具有利益,从而对仲裁程序产生影响,《投资仲裁规则》规定了受资助方的信息披露义务、披露内容和对象、披露时间等,仲裁庭在确定仲裁费用及其他相关费用时可以考虑是否存在第三方资助的情形及当事人遵守相关义务的情况。
    《投资仲裁规则》规定了投资争端仲裁程序进行等内容,感兴趣的记者朋友可以阅读规则。在此不再赘述。
    接下来,我简要介绍《中国国际商事仲裁年度报告(2016)》的相关情况。
    2015年9月,《中国国际商事仲裁年度报告(2014)》首次发布,这是国内第一次针对中国国际商事仲裁(即通常意义上的中国涉外仲裁)的发展所做的年度总结。2015年,我们又继续深入开展研究,发布了《中国国际商事仲裁年度报告(2015)》。两年的年度报告先后发布后,受到了国内外仲裁界、法律界和媒体界的广泛关注。今年,我们继续开展年度报告的研究和编写工作,并于今天正式发布《中国国际商事仲裁年度报告(2016)》。
    一、年度报告的发布背景和意义
    我国的国际商事仲裁始于1956年在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内设立的对外贸易仲裁委员会,也就是现在的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贸仲委”),迄今已走过了一个甲子的春秋。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对外贸易投资的迅猛增长,我国的仲裁事业蓬勃发展,我国的国际商事仲裁也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当前,我国正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过渡,“一带一路”倡议稳步推进实施,这给中国国际商事仲裁创造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机遇。
    健全的国际商事仲裁制度是“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重要法治保障。“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多达60余国,在相互经贸往来过程中一旦发生民商事纠纷,国际商事仲裁将成为最重要的纠纷解决手段。今年1月份国务院法制办、司法部、外交部和商务部还联合印发《关于发展涉外法律服务业的意见》,为中国国际商事仲裁事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但也应当认识到,国际商事仲裁是一个全球化的市场,国际上主要商事仲裁机构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我国国际商事仲裁和国际相比仍有差距,也面临很大的挑战。
    在此背景下,继续开展专项课题研究,发布我国国际商事仲裁年度报告,反映我国国际商事仲裁的发展现状和仲裁法治建设情况,总结历史经验,这对于推动我国国际商事仲裁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为国家立法司法部门提供参考,为国内外仲裁界搭建信息交流平台,提升我国在国际仲裁界的影响力和竞争力,促进我国国际商事仲裁制度的完善和仲裁事业的进一步发展,都具有重要而现实的意义。
    二、年度报告的编写概况
    2016年度报告课题组负责人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党委副书记兼副院长、博士生导师杜焕芳教授和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研究所李兵主任,课题组主要成员有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博士生导师宋连斌教授、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审判长沈红雨法官、安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董箫律师。年度报告的编写,得到了国务院法制办公室政府法制协调司、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最高人民法院应用法学研究所、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安杰律师事务所、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单位在资料提供、报告撰写等方面给予的便利条件和大力协助。
    《中国国际商事仲裁年度报告(2016)》采用实证分析与理论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忠实于中国国际商事仲裁发展状况,展现中国国际商事仲裁实践亮点。具体言之,在分析2016年度中国国际商事仲裁案件数据的基础上,跟踪中国国际商事仲裁法制的发展,考察中国商事仲裁机构在推进知识产权争议解决机制方面所作的努力,探讨中国国际商事仲裁司法协助与监督情况,并以Incoterms在中国国际商事仲裁中的适用作为2016年度的特别观察。
    三、年度报告的主要亮点
    年度报告的主要亮点:
    一是在中国国际商事仲裁的发展概况部分。与2015年度报告相比,除全国数据分析、司法审查概况和国内外理论研究的内容外,还专门介绍了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涉及仲裁的司法解释和意见。这些司法解释和意见更趋专门化,对仲裁实务中财产保全的若干司法疑难问题作了规定,明确仲裁在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中的地位与作用,重视仲裁在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及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中的作用,必将对中国国际商事仲裁产生深远影响。
    二是以特别观察的形式对Incoterms在中国国际商事仲裁中的适用进行了专章研究。2015年度报告“特别观察”的对象是《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CISG)在中国国际商事仲裁中的适用。在国际货物贸易领域,另一个最具影响力的法律文件当属国际商会(ICC)发布的《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Incoterms)。因此,本次特别观察是以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2010-2016年之间审结、涉及Incoterms的97篇经消密处理后的裁决书为研究素材,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国际贸易当事人在中国国际商事仲裁中使用Incoterms的经验与共性问题。中国国际商事仲裁实践是典型的机构仲裁,由于仲裁具有保密性,机构仲裁实践的许多情况无法从公开途径获知,这方面的研究资料十分欠缺,因此,这一研究成果的公开,对国际贸易从业者和仲裁案件的潜在当事人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是首次从行业的角度对知识产权纠纷仲裁解决机制进行了研究。今年7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六次会议,特别指出产权保护特别是知识产权保护是塑造良好营商环境的重要方面。年度报告结合贸仲委2015-2017三年间处理过的典型知识产权仲裁案件,对我国知识产权仲裁实践现状进行特别考察,分析理论设想与实践操作之间存在的隔膜,并探索相关问题的解决之道。贸仲委等一些大型仲裁机构通过对仲裁员专业领域进行合理区分、对仲裁规则进行个案调整等方式以满足具体知识产权纠纷解决的特殊需求。这一成果对于推动知识产权仲裁深入发展,营造国际化、法治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建设知识产权强国具有重要意义。
    四是年度报告对中国国际商事仲裁司法审查的研究具有权威性。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主管全国涉外仲裁司法审查与监督,由民四庭审判长沈红雨法官负责完成年度报告的中国国际商事仲裁司法审查部分,相关数据具有权威性,所选取的案例具有典型意义,评论视角亦可反映我国司法的主流意见,使年度报告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参考意义。
    以上是《中国国际商事仲裁年度报告(2016)》的一些基本情况介绍,今后我们还将继续努力,不断完善提高,争取把这项研究越做越好,为中国国际商事仲裁事业的发展做出更大贡献。欢迎大家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谢谢大家!
    最后,再次感谢各位新闻媒体朋友,希望你们继续关心和支持贸仲委的工作。
    谢谢大家!
    赵健:根据议程安排下面进入记者提问时间,请记者提问。
    中国国际电台:现在国际投资仲裁面临着怎样的形势,为什么不能仅靠当地现有的法律法规和规则来解决纠纷?
    王承杰:这个问题问的非常好。这也是可以说明为什么要出台这个规则,国际投资仲裁面临的形势要结合中国谈起,首先要讲讲中国仲裁的制度,这种制度多体现在多疑双边投保协议之中,或者应该讲中国投资仲裁保护制度经历的是从保护到开放的过程,从现在的资料看,最早的投保协议是1982年,从这个投保协议开始规定了相关的投资保护制度,但是这个投资保护制度在一段时间内相对的范围比较狭小,规定的是针对征收相关的补偿,这样的争议方可提起仲裁,应该说是比较保守的。
    进入到21世纪,查到的2000年中国跟伊朗签订的双边投资协议,从这个投保协议开始我们扩大了相关的投资范围,涉及到投资仲裁的所有争议都可以通过仲裁解决,这表明我们国家的走向或者对接轨国际的一个态度。从1982年到现在,中国签订的双边保护协议有129个,还有一些相应的涉及投资保护条款规定其他条约有21个,现在一共有150个左右的条约和相关的文件规定了投资保护情况,这种情况据统计中国签订的条约在世界上是第二大国家。现在面临的情况就是大家注意到的最近一两年,我们国家作为被告的受理在上升,我们的投资者担任投诉人的也在增长,比如说作为被告的2014年“韩国安城”告中国政府,作为原告的中国平安告比利时,这些例子是大家比较经常听见的,这是中国的情况。那形势很严谨,也可以通过国际投资仲裁的发展案件增长的角度来看,1966年《华盛顿公约》,《国家与相关投资者争端公约》正式颁布,我们国家是1990年签字,1993年批准实施生效,这个《规则》实施以来,国际案件的情况是什么呢?从21世纪以前投资者告政府的很少,但是根据联合国的统计,1966年-1992年仅仅1件,1993年-2000年50件,平均每年5件,21世纪以后呈现爆发式增长,2001-2010年猛增至359件,平均每年36件,截止到2016年已知的案件有767件,从案件数量的增长说明一个问题,大家在用投资仲裁的制度来保护自己的利益。突出表现在英美发达国家的投资者,动不动使用这个武器,他们感觉到可以绕开国家的司法管辖,可以绕开国家的干涉,而且这种制度的判决具有终结性和可执行性,所以现在用的越来越多。
    刚才这位记者提到了面临的形势,我们的形势为什么这么严峻,大家很清楚到现在为止中国是第二大对外投资大国,第三大吸引投资大国,当然我们又是第二多双边保护协定的制定签订国家,我们会面临着政府国家作为被告的情况,随着这种意识的增长和使用武器的增多会越来越多,当然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的加快,我们的企业也会用这个武器来针对相应的东道国,所以这种的紧迫形势应该说大家可以有目共睹的,也正因为有了这种情况贸仲委及时研究制定这样的规则,目的是给国家和企业有一个平台和选择。到现在为止,我们的政府在签订相关投保协议的时候没有办法选择我们的机构,往往只能选取境外的国际的机构,我们认为又面临了一个紧要关头,这种关头就正如中国贸仲委1954年的成立,当时的情况是一个外贸公司(中国储蓄)接到了一份定单,定单里面外方说有争议的我们去外国的某某机构仲裁,我们的这位干部担心了,到西方仲裁我的权利怎么能够得到保护?我们贸仲的前辈及时捕捉到这种信息,所以向国务院,当时叫政务院反映了这种情况,最后得到了政务院215次会议作出的决定成立对外贸易仲裁贸易委员会。我们认为今天对于国家作为当事人的情况,贸仲又一次担负起了重大的责任和历史使命,所以我们要出台这个报告。
    你这个问题涵盖了两个方面:一个是面临的形势,还有一个是已经有了商事规则还需要介绍,这样我就一并把这个问题给大家介绍。搞仲裁的同行也不一定了解仲裁的规则,行业之外的人士我相信更是一头雾水,我们有自己的规则,而且贸仲的规则今年是第九套,在国际上也很认可,为什么现在要搞投资规则,我想简单介绍一下,为什么要制定这个规则,与通常的仲裁有什么区别?
    投资仲裁通常意义讲,也就是解决东道国与被经营投资的外国投资者之间的投资“增单”,通过仲裁的方式,从这个简单的定义来看应该讲主体是不一样的。一方面是外国投资者,另一方面主体是国家,这是一个特殊主体,在贸仲的规则第二条也进一步明确,另一方当事人为国家或政府间组织经政府授权的或其行为规则于国家的其他的任何机构部门和其他实体。这个国家的概念是既具体又抽象。大到我们自己的中央政府,小到乡镇企业,韩国的案件就是工业园区,所以政府的概念是既具体又抽象,要根据个案进行具体分析的,从主体方面是不一样的。
    第二方面所适用的法律也会有差异。现在贸仲所从事的商事仲裁,主体方面跟通常商事仲裁方面是平等主体的商事纠纷,法人、个人或组织他们之间的纠纷,所以主体是一个平等的,而投资仲裁规则的主体是不平等的。在适用法律方面确实也有区别,一般商事适用的法律是当事人自己约定的法律,没有约定的按照国际司法的初步规范来确定法律,既有国立法,也有国际法,也有相应的外国法。投资争端解决适用的法律主要依据国际投资条约,由于国际投资条约不能“穷尽”国际投资相关的问题也当然会需要其他的规则,包括国际法,甚至包括东道国国内的法律予以补充。比如说在一些双边投资协定规定的优惠条款,这里就规定当一方的国立法或者国际法对投资者的待遇比协定更加优惠的时候,国立法和国际法都会得到适用,这个法律的适用内容和范围依据都不太一样,比较复杂。
    第三方面是管辖权的依据。不管是国际商事仲裁,还是国际性的投资仲裁,管辖权的问题是非常突出和重要的问题,为什么要避开绕开司法管辖,这说明管辖问题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管辖从贸仲委的仲裁规则来看,一般的商事仲裁的管辖完全不一样,通常的商事仲裁就是合同中说的争端解决条款仲裁条款,或者是一个单独的协议,但是投资争端解决的仲裁协议往往也是仲裁协议,既可以体现在日常的合同中,更多的体现在条约中、公约中以及其他的文件中,所以形式来源是不一样的。我们注意到有些做企业了解到,一般商事仲裁中管辖问题非常多,为什么对争端协议判断还要引起法院的认定,是因为这个问题也比较突出,但是我要说的是国际投资仲裁的管辖权问题更加突出。因为有国家的作为主体,突出的表现到底国家是否同意仲裁,这个问题看似简单,但是在相关的条约、公约等文件中到底能否构成国家的同意,要有很多的条件,所以这方面带来了管辖权问题的突出。
    另一方面投资者,我们说不就是外国人搞公司,但是何为投资者,这个定义在相关的条约、公约中都有规定,但是也很难通过改革实际情况。作为投资者,是不是投资者是个问题,你是哪国的投资者更是一个问题,现在跨国公司某过到A国投资,A国公司又到B国投资,B国公司又到中国投资,到底这个投资者来自于A国,还是B国,这个问题又复杂了,所以管辖权的问题往往成为国际投资争端解决的重要问题。
    第四方面,关于保密性问题。这是非常大的区别,一般意义的商事仲裁强调的商事仲裁的突出特点是保密性,像我们的企业保护仲裁很重要的一点考虑也是因为能够保护他的商业利益,但是国际投资仲裁不一样,不强调保密性,而且要突出公开,所以在规则里面规定除非当事人等其他方面有约定或者法律有规定,投资仲裁的审理要公开进行,相关的材料资料要公开,为什么?也是因为有国家作为主体,他有超强的地位优势,如果不公开对的话对另一方投资者的保护可能会被动,只有通过公开透明使国家对他的信用履行承诺,履行社会监督,这是我们经常说的概念。
    第五方面,案件管理上确实有差异。这种差异表现在通常意义的商事仲裁,一般来说比较灵活,灵活就是比较自由,在商事仲裁相对来说时间比较短,但是国际投资仲裁一般来说要来的更正规一些,时间更长一些,也是因为有国家作为当事人,这种情况一般来说不愿意委托第三方或者政府以外的部门来更多的参与,所以要求外交部、商务部这些政府部门参与到争议解决之中,所以这个渠道来的更加正规,也更因为政府部门的参与,他的决策机制,决定了很多问题要研究,最后要给一个回复时间很长,所以也决定了仲裁的程序相对比一般上诉时间要长。
    另外一些差异还包括在取证方面,一般的商事仲裁,因为是平等主体之间进行的,取证工作相对比较容易,但是正因为国家作为投资争端仲裁解决主体取证相对难,经常有国家和政府部门,这些东西是绝密不能对外公开,不能被相应的仲裁机构得到。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仲裁员是裁决的主体,他们裁决的好坏也决定了裁决的质量,一般商事仲裁和国际投资仲裁的仲裁员群体是不一样的,一般商事仲裁涉及了民商法领域,这样的专家学者很多,这样的仲裁员队伍很庞大,但是国际投资仲裁一般涉及的公法领域的事情,条约法方面的事情,这样方面的专家相对比较少,而且因为国家的出现,作为主体的出现在案件中可能考虑政治的问题、国级的问题,所以案件仲裁员的选择范围会更加缩小,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区别。
    应该说区别很多,差别很大,由于时间问题就不一一解答了。
    法制日报记者:我的问题提给杜老师。刚才王秘书长介绍到,今年的年度报告首次从行业的角度对知识产权纠纷解决机制进行了研究,我们也看到这个东西是以专章的形式呈现在年度报告当中的,请您给详细介绍一下目前知识产权仲裁的发展现状,在多样化纠纷解决机制中它将扮演怎样的角色,未来的前景如何?
    杜焕芳:这个问题非常好。今年的年度报告里面也专门对这个问题作出了研究和分析,也希望引起社会,包括媒体对知识产权仲裁行业的更多关注。刚才记者朋友提到了知识产权仲裁目前的前景情况,我们整体上是非常乐观的态度,王秘书长提到今年7月17日总书记专门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第16次工作会议中提到了要强调产权保护,尤其是知识产权保护对于塑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具有重要作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加快推进知识产权仲裁的深入发展,对于促进我国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建设知识产权的强国具有重大意义。
    这几年也可以看到中国知识产权的纠纷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企业尤其是涉外企业把知识产权有力武器用到经济中去,最高法院公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2016年我们国家法院受理的知识产权民事的一审案件这两年已经分别达到了10.9万件和13.6万件,所以可以看到各级法院知识产权审判的压力剧增,案多人少的矛盾日益突出。知识产权纠纷本身的特点决定了需要我们采用多样化的纠纷解决机制,使知识产权案件进行合理的分流。
    仲裁本身的优势在哪里?他的专业性、保密性、灵活性、快捷、国际化等优势决定了可以成为解决知识产权纠纷的重要方式。因此,从国家也好,大力的支持构建多元化的、多样化的知识产权仲裁纠纷解决机制,我们国家这个知识产权仲裁的发展非常巨大,发展的空间也是非常大,尤其对涉外仲裁机构在知识产权行业中可以大有作为。
    刚才这位记者朋友提到了,我们国家知识产权仲裁实践的发展还存在哪些问题。通过今年的年度报告分析和研究,总体上我国知识产权仲裁这个行业还处于上升发展阶段,也存在一些问题,大的方面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第一,知识产权仲的裁案件相比较,诉讼案件而言总量数量比较少,受理的案件种类比较单一,目前仲裁机构所设立的知识产仲裁权案件主要是特许经营、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出版、版权等方面的合同纠纷,少量涉及到知识产权的侵权纠纷,而没有知识产权的有效性纠纷,所以这方面也反映出我们社会对知识产权仲裁本身的行业了解认识不够、不足,参与的意愿不高等问题。
    第二,目前知识产权仲裁的发展还不够健全,一方面我们在这么多仲裁委员会机构里面设有专门的知识产权仲裁机构,或者中心的目前数量上是有限的,而且分布还不够均匀。另一方面知识产权机构专业化的提升还有待进一步加强。比如说知识产权仲裁纠纷的解决需要专门的仲裁规则,需要专门的仲裁员名册,但多数的仲裁机构即使有仲裁的规定,但是还不够专门化,所以这方面需要进一步提升。
    第三,我们国家现有的有关知识产权仲裁方面的立法存在一些空白,或者有些规定是比较简单的。比如说关于知识产权有效性纠纷是否能够仲裁,本身现有立法是存在空白的,从学界来看也认为是不确定的,这存在一个立法的风险、仲裁之间的风险。还包括我们国家法律中关于仲裁的临时措施的规定,应该说是非常简单不够完善,这方面影响了知识产权纠纷,尤其是侵权纠纷当事人对仲裁的选择和仲裁的信心。比如说仲裁中的临时措施缺乏行为保全是否可以适用于仲裁的应用措施,这个规定是缺乏的。又比如说没有规定,临时措施的申请的具体条件和标准,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立法进一步加以明确、加以改进、加以完善。
    总体上可以看到,推动我们国家知识产权仲裁的深入发展,有必要通过一系列举措来发挥仲裁在解决知识产权纠纷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的特有作用,包括做一些扩大知识产权纠纷的设立范围,包括在程序上协助当时人加快推进知识产权仲裁的程序进程等。这方面贸仲委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尤其是通过对仲裁员的专业领域进行合理划分,包括对仲裁规则中对知识产权个案的解决调整做一些规范,应当说可以一定程度上满足我们具体的知识产权纠纷的需求,已经成为目前在现有立法不足的情况下,我们的仲裁机构自身做的一些切实有效的工作模式。
    刚才记者朋友提的两个问题,我就简单的做这样的解答。谢谢。
    赵健:古人说:“徒法不足以自行”,我觉得这对仲裁来说这句话可能更有针对性。刚才王承杰秘书长也讲到一个仲裁里面管辖的基础是狭义管理,没有强制管辖,另外仲裁早已突出了疆界,已变成商人社会的“万民法”,仲裁的竞争应当是国际竞争。所以对仲裁制度来说,在座的诸位参与和宣传,对于促进我国仲裁制度的发展,对于提升我国企业的仲裁意识,增强我国企业通过仲裁方式来维护自己权益的能力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在新的背景下加强对仲裁制度的宣传,对对外讲好中国仲裁的故事,提升我国仲裁界的国际话语权和中国仲裁的国际竞争力和软实力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也希望在座的各位媒体朋友在未来的工作中关注涉外仲裁,关注贸仲委的发展,也支持贸促会各项事业的发展,我想仲裁因为有你而更精彩。
    我宣布,中国贸促会新闻发布会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附件:


分享到微信新浪微博人人网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