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中国吸引外资的国内国际条件发生了诸多变化 专家:在开放中做大蛋糕

“40年来,中国不断扩大外商直接投资市场准入,大胆吸收外商投资,承接全球产业转移,外商直接投资从1978 年接近为零增长到2017年的1360亿美元,成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大国,自1992年以来连续26年居发展中国家首位。”日前,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院长桑百川在题为“利用外资40年:历史经验与未来抉择”中提到,利用外资助推工业化进程和国际经济竞争力提升,外商投资在拉动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扩大进出口、提供税收,增加外汇储备、倒逼改革,促进经济技术进步和经济结构升级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桑百川看来,近年来吸引外资的国内条件发生了变化。

一是发展阶段变化,高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1978年-2017年,中国实现了GDP高速增长,增长了226.9倍,年均实际递增约9%,占世界经济的比重由1978年的2.25%上升到2017年的15%左右。近年来,中国经济进入到谋求高质量发展阶段。外商投资要从数量扩张转向数量与质量并重,提高利用外资质量。

二是工业化水平变化,产业结构升级替代了工业化加速扩张。40年来,中国在承接全球制造业大转移中,成长为世界制造业大国,2017年三次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分别为7.9%、40.5%和51.6%,中国完成了工业化的起步阶段,正从工业化加速发展阶段转向后工业化阶段,进入到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新时代。外商投资也必须为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服务。

三是市场结构变化,产能过剩取代了短缺经济。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告别了短缺经济,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外需下滑、出口增长放缓,国内消费结构升级,暴露出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为此,必须避免外商投资加剧产能过剩。

四是收入水平变化,我国从低收入国家转变为中高收入国家。对外开放初期,中国人均收入水平居于世界后列,属于低收入国家。经历长期高速增长后,中国人均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2017年人均GDP超过8800美元,人均国民收入达到8790美元,成为中上等收入国家。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消费结构升级,为外商投资、货物进口和国际服务贸易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

五是比较优势变化,高企的要素成本替代了廉价生产要素。对外开放以来,中国充分发挥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劳工成本低廉的优势,利用土地等资源充裕廉价优势,发展加工贸易,扩大出口,吸收外商投资,开启了工业化新征程,实现了经济腾飞。如今,要素成本全面高企,只有适应消费规模扩大和消费结构升级要求的外商投资,才能获得更好发展。

六是体制条件变化,中国从帕累托改进式改革转变为全面改革攻坚。改革攻坚的成本和阻力不可避免会上升。为突破改革攻坚的巨大阻力,以开放促改革的作用日益凸显,中国需要继续积极吸收利用外资,发挥其倒逼国内改革的功能。

七是吸收外资环境变化,“双剩余”取代“双缺口”。对外改革开放初期利用外资是为了弥补“双缺口”。如今,中国“双缺口”早已经消失,成为拥有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储蓄存款余额大增,“双剩余”替代了“双缺口”,吸收外资的功能也从主要弥补“双缺口”转向主要倒逼改革,促进技术进步和经济结构升级,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八是开放重心变化,渐进式开放转变为全面开放。40年来,我国选择了一条渐进式开放道路。如今,我国正在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外商投资将面临区域、产业全面开放的新机遇和新挑战。

桑百川认为,我国吸引外资的国际条件也发生变迁:互联网和信息化时代发展为新一轮工业革命;改变全球化格局替代了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发达国家制造业大规模外移转变为制造业回流;一些跨国公司从欢迎中国开放转变为惧怕中国开放竞争;美国从乐见中国改革发展转变为担忧中国崛起。

总结40年对外开放和吸收外资的根本经验,面对国内国际条件的变化,桑百川建议:

摒弃狭隘的民族主义,抛开不必要纷争,不断深化对外开放。在深化开放过程中,会伴生着国内经济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对开放的认识也会存在分歧。只有以开放的心态对待这些问题,在开放中做大蛋糕,才能获得更快发展。

完善由市场机制决定资源配置(包括全球资源)的经济体制。继续利用经济特区、自贸区、自贸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保税区等特殊经济区开放先行的功能,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的同时,及时总结推广特殊经济区改革开放的经验,顺应市场经济一般规律,推进构建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避免滥用行政手段跑马圈地,使错综复杂的各类特殊开放区肢解对外经济政策的统一性,导致开放政策和管理体制碎片化的风险。

重塑引资优势,就要正视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现实,充分利用中西部地区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低于沿海地区,工业化还处于发展上升期的条件,推动沿海制造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集群,又要重视塑造市场优势、营商环境优势、制度优势等新的竞争优势,吸引高质量外商投资。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国际高标准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规则对标,遵守多边经贸规则。包括下调关税水平,规范政府补贴,提高政府决策透明度,改进知识产权保护,履行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原则,推动产业政策市场化,调整国有企业改革思路。同时,利用外资技术溢出效应,推动经济创新发展;扩大外商投资市场准入,推动经济结构升级和产业协调发展;完善外商投资区域导向政策,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构建外资企业环境责任体系,带动国民经济绿色、可持续发展;引导外资企业行为,推动共享发展,使社会公众分享发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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